第五卷：秦汉定典本草立言
秦扫六合，天下一统，书同文、车同轨，医药之学亦迎来规范化的契机。汉初，统治者推崇黄老之学，与民休息，民间医药实践得以延续，而百蕊草经数百年口传心授，其应用已遍布中原及江南各地。此时，淮南王刘安广纳天下贤才，编撰《淮南子》，其中《修务训》载“神农尝百草之滋味，水泉之甘苦，令民知所避就。当此之时，一日而遇七十毒”，间接印证了百蕊草等仙草的发现历程。而真正将百蕊草正式载入官修本草、确立其药用地位的，是东汉时期的《神农本草经》。
彼时，有一位名叫李当的御医，出身民间草药世家，自幼便听闻百蕊草救死扶伤的传说，家中珍藏着祖辈传下的《百蕊草民间应用辑要》抄本。李当入宫后，见宫中贵族多因膏粱厚味、情志不舒，易患肺热咳喘、咽喉肿痛之症，而太医们多用贵重药材，疗效却不尽如人意。一日，汉武帝的幼子刘弗陵突发高热，咳嗽不止，呼吸困难，面色青紫，宫中太医们束手无策。李当想起家中抄本中百蕊草治肺热重症的病案，斗胆向汉武帝进言：“殿下之症，乃肺热壅盛、痰热互结所致，臣愿以民间灵草百蕊草一试。”
汉武帝虽疑虑，但见皇子病情危急，只得应允。李当立即让人从宫外采来新鲜百蕊草，又搭配了浙贝母、瓜蒌皮等化痰之药，亲自监制汤药。他先将百蕊草洗净切段，用温水浸泡半个时辰，再与其他药材一同放入砂锅中，武火煮沸后转文火慢煎，待药汁浓缩至半碗，滤去药渣，放温后喂给皇子。服药一盏茶后，刘弗陵的咳嗽渐缓，呼吸也平顺了许多；连服三剂后，高热退去，已然能正常进食。汉武帝龙颜大悦，赞道：“民间小草，竟有如此奇效！”
此事之后，李当愈发重视百蕊草的研究。他遍查宫中藏书，搜集各地关于百蕊草的民间验方，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，对其性味、归经、功效、配伍进行系统整理。他发现，百蕊草不仅能清热解毒、利咽化痰，还能凉血止血、消肿生肌，对于血热妄行所致的咯血、衄血，以及疮疡肿毒、跌打损伤等症，均有良效。他还总结出不同病症的配伍规律：治肺热咳喘，配桑叶、菊花；治咽喉肿痛，配金银花、连翘；治外伤出血，配三七、仙鹤草；治小儿惊风，配钩藤、蝉蜕。
恰逢当时朝廷组织编撰《神农本草经》，李当作为主要编撰者之一，将百蕊草纳入其中，明确记载：“百蕊草，味辛、苦，性微寒。主清热，解毒，利咽，化痰，凉血，止血。治肺热咳嗽，咽痛，喉痹，痰少黏稠，鼻衄，咯血，小儿惊风，疮疡肿毒，跌打损伤。归肺、胃、肝经。”这是百蕊草首次被载入官修本草，标志着其从“口传知识”正式转化为“文献记载”，成为公认的药用植物。
《神农本草经》成书后，百蕊草的应用更加广泛。各地医者依据书中记载，结合民间实践，不断拓展其临床应用。有医者用百蕊草配伍麦冬、生地，治疗阴虚肺热所致的久咳不止；有医者用百蕊草配伍蒲公英、紫花地丁，治疗热毒炽盛所致的痈肿疮毒；还有医者用百蕊草煎水外洗，治疗湿疹、痱子等皮肤病症。这些实践又反过来丰富了百蕊草的药用内涵，形成了“文献指导实践，实践完善文献”的良性循环，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医学“源于生活、高于生活”的智慧。
第六卷：魏晋乱世灵草坚守
魏晋南北朝，战乱频仍，政权更迭，民不聊生。然而，乱世之中，民间医者与草药的羁绊却愈发深厚，百蕊草凭借其易采易得、疗效确切的特点，成为百姓对抗疾厄的“救命草”。这一时期，玄学盛行，士人崇尚自然，不少医者也受其影响，更注重从自然草木中探寻疗愈之道，百蕊草的应用也随之融入了新的思想与实践。
在江南一带，有一位名叫陶弘景的隐士，博学多才，尤精医药。他不满乱世纷争，隐居于茅山，采药着书，潜心研究草木之性。陶弘景早年曾读过《神农本草经》，对百蕊草的功效早有耳闻。一日，山下村落爆发疫病，村民多出现发热、咳嗽、咽痛、皮肤发斑等症状，死者无数。陶弘景闻讯，立即下山救治。
他来到村落，只见家家户户紧闭门窗，空气中弥漫着疫病的气息。他为患病村民诊脉，见其脉象浮数，舌红苔黄，皮肤斑疹鲜红，判断为热毒炽盛、外感疫邪所致。他想起百蕊草清热解毒、凉血止血的功效，便带领村民入山采集大量百蕊草，又搭配了青蒿、紫草等药材，煮成大锅汤药，让村民每日服用。同时，他还教村民用百蕊草煎水外洗皮肤斑疹，以助消肿止痒。
数日之后，村落中的疫病得到了控制，不少村民逐渐康复。有一位老妇人，其子感染疫病后，高热不退，咯血不止，病情危重。陶弘景为其诊治，见其气息微弱，面色苍白，判断为热毒伤阴、气阴两虚。他便在百蕊草汤药中加入西洋参、麦冬、生地等养阴益气之药，让老妇人之子服用。三日后，咯血停止；七日后，高热退去；半月后，身体逐渐康复。老妇人感激涕零，将陶弘景奉若神明，称百蕊草为“乱世仙草”。
陶弘景在救治过程中，发现江南地区的百蕊草与北方所见略有不同：江南气候湿润，百蕊草叶片更宽大，花色更浅，性微寒而偏润；北方气候干燥，百蕊草叶片更纤细，花色更深，性微寒而偏清。他将这一发现记录下来，并根据地域差异，调整了配伍方案：江南地区治肺热咳喘，百蕊草配玉竹、沙参，以增强养阴润肺之力；北方地区治咽喉肿痛，百蕊草配薄荷、牛蒡子，以增强疏散风热之功。
隐居期间，陶弘景编撰《本草经集注》，对《神农本草经》进行了补充与修订。他在书中新增了百蕊草的地域差异、炮制方法及更多配伍验方，并详细记录了此次疫病救治的病案：“永嘉之乱，江南疫行，民多热咳、发斑、咯血。以百蕊草为主，配青蒿、紫草，煎服；阴虚者加西洋参、麦冬，效佳。”他还在书中强调：“百蕊草虽微，然其性清润，解毒而不伤正，凉血而不凝滞，实为疗疾之良材，民间多用之，不可因其细微而轻视。”
《本草经集注》的流传，让百蕊草在乱世中得以更好地传承。即便在政权更迭、战火纷飞的年代，民间医者与百姓依然坚守着对百蕊草的应用经验，通过口耳相传、师徒相授，将这株灵草的智慧传递下去。而陶弘景的记载，也为后世保留了魏晋时期百蕊草应用的珍贵文献资料，让“口传知识”与“文献记载”的互动得以延续。
第七卷：唐宋鼎盛本草焕彩
唐宋时期，中国传统医学进入鼎盛阶段，本草学着作层出不穷，百蕊草的应用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。唐代官修《新修本草》（又称《唐本草》）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药典，其中对百蕊草的记载更为详实，不仅沿用了《神农本草经》的核心功效，还新增了“治急慢性咽喉炎、扁桃体炎”等具体病症，并附上了详细的炮制规范：“百蕊草，夏、秋二季采收，除去杂质，洗净，晒干。用时切段，生用。”
北宋时期，苏颂编撰《本草图经》，首次为百蕊草绘制了形态图，详细描述了其植株形态、生长环境：“百蕊草，多生阴湿山谷、溪畔草丛中，茎纤细，高五至十五厘米，叶互生，线形，花绿白色，五瓣，中心有百蕊，故名。”这让百蕊草的辨识更加直观，避免了因形态相似而误采误用的情况。同时，《本草图经》还收录了大量民间新的病案与验方，进一步丰富了百蕊草的临床应用。
在北宋都城汴京，有一位着名的儿科医者钱乙，擅长治疗小儿疾病，被誉为“儿科之圣”。钱乙在临床实践中发现，小儿脏腑娇嫩，易受热毒侵袭，常出现肺热咳喘、咽喉肿痛、惊风等症，而百蕊草性微寒，清热解毒而不伤脾胃，非常适合小儿使用。他根据小儿体质特点，创制了“百蕊小儿清热方”：百蕊草三钱，蝉蜕一钱，连翘二钱，生甘草一钱，水煎服，每日一剂，分三次服用。
有一次，汴京城中一位富商的幼子，年仅两岁，突发高热、惊厥，咽喉红肿，无法进食。富商请了多位医者诊治，均不见好转，情急之下，找到了钱乙。钱乙为小儿诊脉，见其脉象浮数，舌红苔黄，判断为热毒内蕴、外感风邪所致的小儿惊风。他立即开具“百蕊小儿清热方”，并亲自指导富商煎药、喂药。服药后，小儿惊厥渐止；两剂后，高热退去，咽喉红肿缓解；三剂后，已然能正常进食、玩耍。富商对钱乙感激不已，重金相赠，钱乙却婉言谢绝：“此非我之功，乃百蕊草之效，民间智慧之结晶也。”
钱乙将“百蕊小儿清热方”收录于其着作《小儿药证直诀》中，并详细记录了相关病案，为后世儿科应用百蕊草提供了重要参考。此外，宋代还有许多医者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拓展百蕊草的应用范围，如用百蕊草配伍杏仁、苏子，治疗痰热壅肺所致的哮喘；用百蕊草配伍丹皮、赤芍，治疗血热所致的皮肤瘀斑；用百蕊草配伍黄芪、白术，治疗气虚合并热毒所致的疮疡久不收口。
到了明代，李时珍编撰《本草纲目》，对百蕊草的记载达到了新的高度。李时珍亲自深入山野，实地考察百蕊草的生长形态、采收时节，结合历代文献记载与民间实践，对其功效进行了全面总结：“百蕊草，清热解毒，利咽化痰，凉血止血，消肿生肌。治肺热咳嗽，咽痛喉痹，痰少黏稠，鼻衄咯血，小儿惊风，疮疡肿毒，跌打损伤，湿疹痱子，急慢性咽喉炎，扁桃体炎。”他还在书中收录了一个治疗“麻疹合并肺炎”的病案：“小儿出疹，高热不退，咳嗽气喘，鼻翼煽动，用百蕊草五钱，金银花四钱，连翘三钱，桑叶二钱，杏仁二钱，水煎服，每日一剂，三剂即愈。”
《本草纲目》的成书，让百蕊草的药用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认可，其应用也从民间走向了更广泛的医疗领域。此时，百蕊草不仅被载入各类本草着作，还成为医者临床处方中的常用药材，形成了“实践积累—文献记载—临床推广—再实践完善”的完整闭环。而这一过程，正是中国传统医学“实践先于文献”“源于生活、高于生活”智慧的生动体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