昭明皇帝赵昕，和他那位雄才大略的父亲，是两种完全不同风格的君主。
如果说，宪宗赵曦是一柄开山裂石的巨斧，大开大合，勇往直前。那么，昭明帝赵昕，就是一把精雕细琢的刻刀，温和而坚定，润物无声。
登基之后，他并没有急于推出什么全新的、惊天动地的政策，而是在继承父亲和苏云打下的基础上，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微调和深化。
他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“与民休息”。
昭明元年春，新帝下旨，普免全国一半的农业税。同时，严令“新政督查司”，对全国范围内的土地兼并情况，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。
这一次清查，不像赵曦时代那样，搞得腥风血雨，人头滚滚。赵昕采取了一种更温和的手段。
他下令，凡是在清查中，被查出非法兼并土地的官僚和豪强，给他们一个“自首”的机会。只要他们主动将多占的土地，以合理的市价，卖还给朝廷或者原主，就可以免于刑罚。
但如果拒不执行，或者负隅顽抗，那么，等待他们的，将是皇城司和刑部的雷霆之击。
这一招“胡萝卜加大棒”，效果出奇地好。
许多心里有鬼的官商，掂量了一下利弊，都选择了破财消灾。短短半年时间，就有数百万亩被兼并的土地，重新回到了自耕农的手中，或者被朝廷收购，变成了用于安置流民的国有农场。
社会的对立情绪，得到了极大的缓和。
赵昕做的第二件事，是整顿吏治。
他保留了王安石的《考成法》，但对其进行了一些重要的修正。
他不再单纯地以“钱粮数字”作为考核官吏的唯一标准，而是加入了“民生”、“教育”、“治安”等多项综合指标。
比如，一个地方的学龄儿童入学率，新生儿死亡率，刑事案件发生率等等，这些在以前看来，根本上不了台面的数据，现在都成了考核地方官政绩的重要依据。
为了保证这些数据的真实性，赵昕还采纳了苏云的建议，在审计司之下，增设了一个独立的“民情统计处”，专门负责收集和核实这些数据。
这一改革，彻底扭转了地方官为了追求GDP，而不管百姓死活的局面。官员们开始真正地把精力，投入到改善民生，发展教育，维护地方稳定这些“软实力”的建设上。
赵昕做的第三件事，则是调整国家投资的方向。
他适当放慢了一些大型工程的建设节奏，比如那些规划中，但尚未动工的铁路支线。但他却反过来，加大了对教育、医疗和基础科研的投入。
他下令，在每个州府，都必须建立至少一所示范性的“格物小学”和一所公立的“惠民医院”。
小学的老师，从格物学院的毕业生中选拔。医院的医生，则由天工院下属的医学院，进行统一的培训和认证。
同时，他给华夏大学的拨款，更是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。每年，朝廷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，将作为专项资金，直接拨付给这所位于流求的大学，用于基础科学的研究。
这一系列的政策，被史官们，称为“昭明新政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