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说的没错，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事做成，让那些西方人看看，咱们不是只能等着他们施舍药品，我们自己就能做，还能做得比他们更好！”
说着，老爷子放下茶缸，站起身来：“走，我现在就带你去找老方，他是原医药管理局的老局长，现在还在当顾问，他一听你这个想法，肯定会支持我们。
接下来我们一个一个打招呼，先把国内的几位专家请来，再去找几家目前最先进的制药厂的厂长，我们一步步来，就算难，也要把这个根扎下来！”
王敬民那天翻沈念华的资料，翻到头孢唑啉那一页的时候，就给沈念华讲了这么一件事：
去年冬天，他去张家口的一家地区医院查房，有一个16岁的小男孩，得了肺炎，对普通青霉素耐药，必须用头孢唑啉才能救命。
可一支进口头孢唑啉要八块多，小男孩家里兄弟姐妹四个，父母都是农民，凑了三天只凑出来三支药的钱。
用到第四支的时候就断药了，最后没救过来。小男孩的母亲跪在医生办公室门口哭，说“求求您便宜点给我们，孩子还小啊”。
那种绝望，王敬民说他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这件事也戳中了沈念华，沈念华那天跟老爷子说：“我在米国的时候，这些药几块钱就能买一百片，为什么到了这里，一支就要好几块？
不是因为做不出来，是因为他们垄断了技术，掐着我们的脖子赚钱。我们就是要打破这个垄断，让咱们的老百姓用上自己做的便宜药。”
除了技术和价格的问题，现在的华国医药产业，还面临着体制和国际舆论的双重压力。
计划经济时代，医药生产完全按照计划调拨，研发和生产脱节，院校搞出了技术，没办法快速转化到药厂生产，药厂想要研发新药，又没有足够的技术和人才，双方隔着一道墙。
而在国际上，西方势力一直对华国的医药产业发展带有偏见。
只要华国自己生产西方垄断的药品，立刻就会被扣上“侵犯知识产权”“偷窃技术”的帽子，利用舆论施压，甚至威胁动用贸易制裁，就是想要逼着我们放弃，继续买他们的高价药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沈念华一个二十出头的华侨，带着资金和技术主动回来，想要联合国内的力量做进口药国产化，本身就是一件石破天惊的事。
她要做的不仅仅是开发几个药这么简单，她既要打破西方的垄断，还要应对国内体制的壁垒，更要堵住国际舆论的嘴，难度可想而知。
那天在王家四合院，一老一少从早上九点一直谈到中午十二点半，中间王惠进来添了三次热水，把整个方案的每一个细节都掰开来揉碎了，一点点讨论完善。
谈到资金问题的时候，老爷子就问：“你带了多少资金回来？我们建研发中心，买新设备，做临床试验，都要花钱，国内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给你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