午夜十一点二十三分，植物生理实验室的灯光是整栋生科楼唯一亮着的窗户。
竹琳摘下手套，在实验记录本上写下最后一组数据：“第314号样本，冬至组，午夜对照点，细胞分裂指数0.16，达到本轮观测最低值。”她放下笔，轻轻转动发僵的手腕。连续七十二小时的密集采样终于结束，整套冬至数据集完整了。
实验室门被轻轻推开，夏星提着保温桶进来，羽绒服肩头落着细小的雪花。
“下雪了？”竹琳看向窗外，果然，路灯的光晕里有雪花飘落。
“刚开始下，不大。”夏星把保温桶放在桌上，搓了搓冻红的手，“我妈听说你还在实验室，特意煮了面片汤让送来。她说‘冬至饺子元旦面’，虽然过了零点，但还在元旦这一天，得吃面。”
保温桶打开，热气腾腾地冒出来，带着面食和汤底的香气。竹琳这才意识到自己饿了——从下午清心苑聚会回来到现在，她只喝了几口水。
“谢谢你妈妈。”她接过夏星递来的碗，汤很烫，但温暖顺着食道蔓延到全身，“也谢谢你这么晚还过来。”
夏星自己也盛了一碗，拉过椅子坐下：“反正天文台那边数据核对完了，回去也睡不着。你数据收完了？”
“嗯。”竹琳点头，用筷子夹起一片面片，“最后一组刚好在理论最低点。明天开始，样本会进入缓慢恢复期，直到立春前后分裂指数才会回到基线水平。”
她们安静地吃了一会儿面片汤。实验室里只有暖气片的轻微声响和两人吃东西的细微动静。窗外的雪渐渐密了，在玻璃上积起薄薄一层。
“陈爷爷的记录里，”竹琳忽然说，“有三十七个下雪天。”
夏星抬起头等她继续。
“最早是1968年1月3日，‘晨起大雪，压折老槐树南枝。用麻绳绑缚，覆草席保温。’最近是2021年12月26日，‘小雪，孙女琳说实验室样本生长减缓，与降温吻合。’”竹琳的筷子在碗里轻轻搅动，“三十七年，雪花的图案每一片都不一样，但记录雪这件事本身，成了规律。”
“就像天文观测。”夏星接话，“每晚的星空都不同，但记录星空这件事，持续了几千年。”
竹琳吃完最后一口汤，把碗放下。“夏星，你说如果一个人持续观察同一件事足够久，观察者本身会不会也成为观察对象的一部分？”
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陈爷爷记录了老槐树三十七年，最后那几年，他的记录里开始出现这样的句子：‘吾与槐俱老矣’‘今日气温降，吾膝亦痛，槐枝瑟缩，同病相怜’。”竹琳的声音很轻，“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，边界开始模糊。他不再只是记录树的变化，而是在记录‘树与我共同经历的时间’。”
夏星思索着这段话。“所以在你的实验里，你连续七十二小时守在这里，每小时记录一次数据——在这个过程中，你自己的生物钟、你的疲惫、你的专注，也成为实验的一部分了？”
“可能吧。”竹琳站起身，走到窗边看雪，“科研论文不会写这些。论文只会写材料方法、结果数据、讨论分析。但那些守在仪器旁的深夜，那些等待数据时的焦虑，那些发现预期之外结果时的瞬间——这些才是研究的真实质地。”
她转回身，背靠着窗台：“就像你和星星。你通过望远镜看到的是几百万年前的光，但在那个时刻，你和那些光相遇了。那个相遇的瞬间，也是观测的一部分。”
夏星没有立刻回答。她收拾好两人的碗筷，拿到实验室角落的水槽清洗。水龙头流出的水声在安静的室内格外清晰。
“我父亲以前是地质队员。”夏星忽然开口，背对着竹琳说，“常年在野外跑，记录岩石样本、地层结构。我小时候，他一年在家不到两个月。每次回来，都会带一背包石头，摊在客厅地板上给我讲：这块是寒武纪的，这块有火山玻璃，这块上面有古代树叶的印痕。”
竹琳静静听着。
“我问他为什么总在外面跑，他说‘有些变化要很多年才看得见，我得在那里，才能看见’。”夏星关掉水龙头，用毛巾擦干手，“初中时他在一次野外考察中遇上山体滑坡，没回来。整理遗物时，我发现他几十本野外记录，每一页都密密麻麻。最后一本的最后一页，只写了半句：‘今日见岩层中化石排列似星图——’”
她停顿了很久。
“后来我选天文，可能就是想看看他没能写完的那个类比。岩石里的化石是时间的沉积，夜空中的星星也是。只不过一个时间尺度是几亿年，一个是几百亿年。”
实验室里只剩下暖气的低鸣。窗外的雪更大了，雪花在路灯的光柱里密集地飞舞。
“对不起，”竹琳轻声说，“让你想起难过的事。”
“不是难过。”夏星转过身，脸上有很淡的笑，“只是突然觉得，我们都在继承某种未完成的观察。你继承陈爷爷的植物记录，我继承父亲对时间的追问。胡璃和乔雀在做的古籍数字化，也是在继承前人的注视。”
她走回桌边，打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：“给你看个东西，今天下午刚处理完的数据。”
屏幕上出现一张复杂的三维频谱图，像是某种抽象艺术。夏星调整参数，图像旋转、放大，中心区域出现规律的波纹状结构。
“这是过去四十年本地冬至日太阳辐射谱的时序分析。”她指着那些波纹，“每11.2年一个周期，和太阳活动周期完全吻合。但有趣的是——”她切换另一张图，“在太阳活动峰值年，冬至日前后的辐射谱有微小的不对称。就像心跳，收缩和舒张的强度不完全一样。”
竹琳凑近屏幕仔细看：“这种不对称会影响植物吗？”
“我计算了强度差异，大概只相当于满月和没有月亮时地面接收的光照差异的千分之三。按理说，植物不可能感知到这么微小的变化。”夏星调出第三张图，“但我把你分享的冬至组数据叠加上去后，发现一个奇怪的相关性。”
图像上，两条曲线并排显示。一条是太阳辐射谱不对称指数，一条是竹琳记录的植物细胞分裂抑制深度。在大多数年份，两条曲线各自波动，没有明显关联。但在三个特定年份——1989年、2001年、2012年——两条曲线的波谷几乎完全重合。
“这三个年份，”夏星说，“都是太阳活动异常强烈的峰值年。而且正好间隔11年左右。”
竹琳盯着那三处重合点，心跳加快了。“这意味着……”
“意味着在太阳活动特别剧烈的年份，植物对冬至的响应可能会被‘调制’。”夏星的声音里有克制的兴奋，“就像你拨动一根正在振动的琴弦，会产生拍频。太阳活动的强烈波动，可能和植物的年节律产生了某种共振。”
她们对视一眼，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同样的震惊。如果这个发现成立，那就不仅仅是植物生理学或太阳物理学的范畴了，而是涉及生物与恒星尺度之间的能量对话。